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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类社会发展的样板不是北美，也不是中东，而是北欧。北欧地区不仅拥有全球最高的人均GDP，而且每百万人口中亿万富翁的比例也很高。令人惊讶的是，一个全球最高税率的区域，居然是“玩”市场经济最成功的区域。北欧地区的成功，反映了公共部门跟私人部门之间的映射关系——税收高不会造成企业家罢工，而会给予政府更多资源，只要进行恰当的监管，绝大部分资源都能够转变成有效的公共产品，使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更加繁荣。

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它税率高，而是因为它的公共部门无法为本国国民创造足够多的公共产品，所以导致私人部门无法组织足够多的经济活动来创造价值。所谓的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社会的集体行动能力，与政府的组织、动员、规范、监管能力息息相关。

只要市场是繁荣的，哪怕税率比较高，也不用担心企业家出逃，因为市场在哪里，企业家就会在哪里。在经济活动中要区分两类人，一类叫企业家，另一类叫商人，这两类人进行不同的经济活动，一类创造财富，另一类掠夺财富。当一个国家减税的时候，可能更多地鼓励了那些掠夺财富的人，让他们更方便、更快捷地积攒财富。企业家需要的是法治环境，以及公平公正的司法和执法，而不是一时的减税。

近年来中国也有很多舆论受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利益集团的影响，认为中国的税收太高了。实际上如果进行全球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的综合税率还是比较合理的，跟美国差不太多。当今中国迫在眉睫的任务恐怕不是给企业家减税。当产能过剩而需求不足时，企业不得不向它的消费者进行让利，减税降费所提供的政策红利自然会流向下游客户，被最终消费者占有。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所以我们的减税降费政策，实质上是对外输出了通货紧缩。换言之，现在我们如果减税降费，就相当于通过增加后代债务的方式，为全世界的消费者输出了通货紧缩，这反而加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难度，使得我们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紧张。

在外需难以扩张的背景之下，我们不如把眼光适度地转向国内，做好内循环。中国年轻人背负的财务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他们的储蓄率非常低，各种各样的成本制约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做好内循环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给年轻人发钱，鼓励年轻人消费，尤其是鼓励年轻人生孩子。生一个孩子所带来的支出是海量的，比如奶粉钱、尿布钱、家政服务的钱、买玩具的钱，还包括旅游、家教等发展消费的钱，所以无论给他发多少钱，他都能花出去。表面上这些钱没给企业家，但是当你补贴了消费者的时候，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会使这些钱以利润的形式转移给企业家，而这时候企业家们都是愿意投资的，这样中国的经济才会真正获得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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