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图③分别为沙洋县城河遗址出土的盂形器、玉钺。
  图②:屈家岭遗址出土的四耳器。
  图④: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筒形器。
  图⑤:沙洋县城河遗址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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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5100年左右,屈家岭文化主导完成了长江中游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实现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的空前统一和繁荣。它西入关中,北进河洛,挺进淮河,为史前中国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贡献了独特的力量

新中国70年来的考古研究证明,长江中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有一段时期足以和当时的黄河流域、长江下游文化媲美,这就是距今5100—4500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

距今5100年左右,屈家岭文化主导完成了长江中游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实现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的空前统一和繁荣。它西入关中,北进河洛,挺进淮河,为史前中国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贡献了独特的力量。

长江中游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1954年,湖北省水利部门决定在京山、天门一带实施石龙过江水库渠道工程。刚从全国“第三届考古训练班”上结业归来的王劲、谭维四等年轻学者,带着在训练班学到的最新理论知识和考古发掘经验,与湖北省原有的考古专业人员一起,配合工程开始了江汉地区的首次田野调查。经过一个冬季的艰辛调查,他们发现了上百处古文化遗址,京山屈家岭村就是其中的一处。这些重要的发现迅速被上报,国家文物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即派王伯洪、张云鹏等人赶赴现场。经实地考察,大家认为屈家岭遗址有重点保护的必要,提请将此段干渠改道至遗址边缘地带穿过。意见被批准之后,他们于1955年2月在新规划的水渠线路上开始了小面积的试掘。一个影响至今的考古发掘就此开始。

1959年,考古学家夏鼐、安志敏在不同场合的发言和文稿中,对屈家岭文化进行了初步命名和表述。随后,张云鹏完成了发掘报告《京山屈家岭》,正式命名了屈家岭文化。这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发现并正式命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已发现屈家岭文化古城近20处。作为长江中游最为兴盛的考古学文化,其遗址分布纵跨湖北、河南、湖南三省。文化版图以两湖平原为中心,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鄂西三峡,北达南阳盆地,南抵洞庭湖沿岸。屈家岭文化以其鲜明的自身特征,兼容外向的文化品性,在区域间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实证长江中游史前社会发展的物质文化成就

2012年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湖北沙洋县城河遗址展开了系统发掘和持续研究,希望以此了解屈家岭文化中等规模城址的功能布局和社会结构。长达8年的考古工作表明,城河遗址的保存面积约70万平方米。作为屈家岭文化在汉水西部的一个区域性中心,它以体量宏大的城垣、规则有序的水系、引人关注的大型院落建筑等一系列相关遗存,再次实证了距今5000年左右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社会发展的物质文化成就。

沙洋县城河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一座中等规模城址。这座城址选在两河交汇的三角地带,可能在最初的营建之时就已有较清晰的规划。南方多雨,处理水的方法体现着先民的智慧。遗址上随处可见先民对水的利用和改造。在城墙内坡地面,有规整的排水沟渠,雨水顺着城墙流到沟渠中,再汇聚到固定区域,有效防止了水流对城墙根基的冲刷破坏。城墙外侧,有完备的“护城河”环绕,最宽处达61米,最深处有6米以上。与“护城河”呼应,城墙东南、西北及北部中段均设立有水门,城外的河水从西北、北部两处水门进入城内,又分别从西、东两处水道汇集于东南水门,进而借助人工沟渠排至城外的自然河流。如此,既保证了城内大量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又避免了旱涝之灾,体现了娴熟的水资源利用和管理模式。

在城河城的最中心位置,分布着大型院落建筑、陶器生产区、祭祀区以及大型广场。

或许,正是在这个广场上,城河的首领们带领着他们的族人护城挖沟,改造大地,开启了各自的不凡人生。他们的墓葬被安置在了城外海拔最高的地方。规模庞大的墓室、结构复杂的独木棺、精美的玉石钺、丰富的随葬物品、象征财富的猪下颌骨,无不诉说着当时的人们对英雄的尊崇。此外,罕见的同穴多室墓葬形制,也表达了先民们生死与共的美好愿望。

屈家岭文化的房屋建筑工艺丝毫不逊于它们的筑城技术。应城门板湾城址出土的大型排房建筑,结构复杂,设计合理,不仅用结实的土坯垒筑墙体,而且还有近似落地窗的设施,蕴含着不输于现代的“家居”元素。

石家河古城作为屈家岭文化的都邑性聚落,也是一座在早期聚落的基础上不断增长和改建的史前城址,相当于“老城改造”。它展示出了比其他中、小型城址更为复杂的状态。挺拔高耸的城垣、宽大的壕沟、规则有序的水道、密集的建筑堆积、专门化的陶器生产区、生动的陶塑人偶动物、结构复杂的社群来源,皆显示这座古城曾经的辉煌。

丰富的经济生活和多彩的精神世界

无论在江汉之间,还是在洞庭之畔,屈家岭文化的陶器风格具有一致性。造型独特的双腹豆、双腹碗、双腹鼎、壶形器等陶器,无不昭示屈家岭文化的内涵。

丰富的陶器类型也意味着当时陶器生产的发达程度,不仅采用了先进的快轮制陶技术,而且出土的蛋壳彩陶杯,最薄只有0.5毫米,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同时,尽管由于埋藏环境的原因,目前没有发现屈家岭文化的有机纺织物,但出土的大量陶质纺轮说明,关于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纺织能力的推断应该是可靠的。屈家岭文化的陶质纺轮以彩陶纺轮为主,纹饰丰富,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先民的多彩精神世界。

制陶业和纺织业是史前社会经济发展和手工业进步的重要内容,但其终究离不开农业生产的有力支撑。

屈家岭文化的相关发现,不仅存在大量与农业加工有关的专门器皿,而且发现了稻谷、稻壳痕迹,反映出丰收、稳定的农业生产活动。植物考古浮选出的大量炭化种子、残留物分析揭露的微观世界,展现出屈家岭文化的混合农作物经济状态,南方的水稻和北方的粟作在这里共同生长。与此相适应,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更加精良,甚至出现了加工石器的专业化聚落。造型规范的磨制石斧、铲、锛、凿等工具大幅提升了劳动生产效率,为稻作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丰硕的农业种植为粮食酒的酿造奠定了物质保障。

屈家岭文化出土的红陶杯、圈足杯等器具,在造型上与今天的酒具相差无几。经过对沙洋县城河遗址出土器物表面残留物的取样分析,发现一些陶器内壁附着有水稻、粟以及薏苡属等植物淀粉粒,其中一些观察有类似糖化的形态特征,说明当时可能已经有粮食酒的存在。近年来,在天门石家河遗址,仅三房湾一处地点就发现陶杯堆积上百万件,反映出当时社群对酒的需求量已十分庞大。

无论是石家河这样的都邑性聚落,还是其他普通城址,其周围都分布有数处或数十处从属聚落。不同古城之间呈现出大致规律的距离分布,说明它们有着固定的领地范围。都邑性城址、普通城址、从属聚落三个层次构成了大型的网络体系的基本构架。大量的人口和社群聚集在古城内外,凭借高大城墙、宽深壕沟带来的引水、避洪和防御优势,更好地组织生产生活,应对来自大自然或其他外力的威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制图: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