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我国对典籍文献新资源的利用和开发首先开始于考古出土新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又扩展到传世典籍文献新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开发。继敦煌学之后，始于上世纪90年代，古籍纸背文献资料集的整理出版日渐受到学术界关注，以古籍纸背文献的整理研究为旨归的专门性学问——“古籍纸背文献学”也正成为中国古文书学领域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古籍公文纸本包括公文纸印本和公文纸抄本两种，本指古人利用废弃官府公文档册和私人文书背面刷印的古籍，有“公牍纸”“文牍纸”“官册纸”“册子纸”“册籍纸”等不同称谓。1987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一书使用“公文纸印本”一语著录此类古籍以后，公文纸本古籍才有了统一的称谓。1989年瞿冕良先生在其《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一文中，又提出了公文纸抄本的概念，于是，涵盖公文纸印本和公文纸抄本两种古籍形式于一体的“公文纸本”概念的提出就成为一种必然。不过，瞿文在追述公文纸印本起源时提到了敦煌文书中一纸两面书写的写本，认为“是我国版本史上最早的公文纸抄本”。从公文纸本古籍广义的内涵讲，将敦煌文书(包括吐鲁番文书)唐五代宋以前两面书写的抄本纳入公文纸本也未尝不可，但为避免杂糅混淆之嫌，本文使用的公文纸本古籍一语仅指以册叶线装形式传世的古籍，暂不包括像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献等考古发现的卷子装的公文纸印本和公文纸抄本。
目前,已经出版的古籍纸背文献资料集有三种：根据宋代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纸背文书整理而成的《宋人佚简》、出自黑水城文献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该文献属于考古出土的文献，与传世古籍保存的公文纸本在来源上有所不同)，以及出自元代公文纸印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文书的《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王晓欣等整理，中华书局，2021)。《宋人佚简》以展示宋代文书和古籍的艺术为特点，只有图版没有录文，重在展现宋代文书和线装古籍艺术，忽略纸背文书的文献蕴涵;《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篇幅过小，只是黑白图版摘要录文，虽然重在展现宋代公文的资料内容，但因黑白图版之故，文字多有模糊，信息保存有限，且缺乏对纸背文书的认识和揭示。在三种纸背文书资料集中，无论是从整理意识、整理篇幅、整理形式、整理效果上来看，只有《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才是专门以整理纸背文书为旨归。
在湖州路户籍文书发现之前，中国古代史后半期除了黑水城文献西夏户籍和零星元代户籍残片之外，户籍实物鲜有批量发现，除了明清两代流传有部分户籍实物资料(明代的赋役黄册和清代的编审册、保甲册)外，宋代和元代一直缺乏户籍实物，成为中国古代户籍实物资料链两个较大的缺环。而今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的批量发现和整理出版，如王晓欣所说，让“我们可以从中第一次完整了解到元朝江南地区户籍登记的总体面貌”“对于从宋经元至明，户籍文书系统诸如手状、户帖、各类型户籍册的关系和发展脉络……提供了尤为珍贵的研究数据”“还给我们提供了元代江南具体地区内地方基层体制的较完整面貌”，由此填补了中国古代户籍实物资料链两个缺环之一。
《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称得上是古籍纸背文献整理的标志性成果，它实际上奠定了古籍纸背文书整理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三个要素：拆线扫描、全彩印刷和图文对照。拆线扫描是将作为纸背文书载体的公文纸本古籍的线装书拆线，对书叶的纸背文书一面进行彩色扫描。纸背文书一面印本一面写本，由于印书的古纸较薄，两面有字必然容易造成字迹洇染透墨，而印本文字往往硕大，笔画粗重，写本字迹往往偏小，笔画纤细，所以纸背文书写本文字的识别难度更大。如果不是拆线扫描，纸背文字的释录就无法进行。即使有了拆线扫描，但如果不是全彩印刷只是黑白图版，文字的释录也同样大打折扣。须知文书不仅有文字，还有朱印、墨印以及各类符号，其中的朱印以及浅色符号在黑白图版中印迹更淡，释录尤其困难。故三要素齐全方为最适合纸背文书整理特点的最佳整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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