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工会”遇到维权新问题(主题)

近日,在收到9万多元调解款和“失而复得”的失业保险金后,网约车司机彭海峰给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总工会调解员曾焕生发了一条信息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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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起由网约车平台改变用工模式引发的劳动纠纷。今年6月,曾焕生第一时间介入,历时3个多月,分两批帮助21位网约车司机拿到113万余元补偿金,并帮助解决失业保险金申领难题。

工会专干化身调解员

2017年,彭海峰等12人入职浙江某人力资源公司,并被派遣至厦门、杭州两家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网约车司机。在职期间,他们均与该人力资源公司先后签订了《劳务协议》和《劳动合同》。鉴于公司在《劳务协议》中对日常劳动管理及各项规章制度做了明确说明,员工认为应视为双方已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因此,2022年3月,在《劳动合同》期满之际,司机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企业却以行业竞争激烈、调整用工模式为由,单方面终止了劳动合同,提出给予每人1万余元补偿金。

“补偿多少由企业说了算吗?”寻求法律咨询后,12位网约车司机向湖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企业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补偿金共计992356.86元,2020年3月至2022年3月期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共计86501.4元。

此时他们发现,自己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原来,用人单位一直委托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外企服福建公司”)为职工缴纳社保和医保。而在他们离职时,用人单位授意后者在失业登记时将其离职原因登记为“个人原因”,使其不符合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

接到案件后,曾焕生陷入了思索。据他了解,近两年,同一家企业陆续有200余人面临解约纠纷。为拿到赔偿金,不少员工选择了打官司,但至今悬而未决。“从一审到二审,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再加上律师费等诉讼成本越滚越高,自然难以谈拢。”

为了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让员工们获得“实打实”的补偿,6月1日,曾焕生以工会专干和仲裁员的双重身份,组织双方在仲裁开庭前进行调解。

11轮谈判为企业释法明理

面对网约车司机提出的赔偿要求,用人单位起初明确拒绝,但曾焕生有备而来。

他在分析前期诉讼案例的基础上,站在企业角度上阐明利害:首先,即便走到仲裁、诉讼环节,企业胜算也不大,且要付出时间、人力等各项成本。进而,裁决书和判决书将在网上公示,而现在正是企业发展的关键阶段,如果陷入信誉危机,如何进一步吸引投资、赢得消费者?

为保证沟通效果,当天的调解采取“背靠背”形式,即企业代表在仲裁庭,职工代表在调解室,全靠曾焕生奔走协调。从8时30分到12时30分,一面疏解职工的焦虑情绪,一面为企业释法明理……在他的推动下,11轮谈判过后,双方最终达成一致,企业按照“N(劳动者工作年限)+1”的补偿标准,一次性支付调解款共计663000元。

悬在职工们心头的另一块大石头,是一直未领到的失业保险金。

调解达成后,用人单位告知北京外企服福建公司将网约车司机们的离职原因改为“协商解除”,却发现已超过平台操作时限。按照规定,需依据法律文书提出申请。而当彭海峰带着调解书到就业中心办理手续时,问题再次出现。由于调解中的被申请人不包括北京外企服福建公司,所以调解书未能体现彭海峰与该公司的关系,也就无法作为修改解除劳动关系登记记录的证据。

眼看事情陷入僵局,彭海峰等人再次向曾焕生求助。“新就业形态的混同用工模式下,用人、用工、社保和医保缴纳单位很可能不一致,这也给劳动关系判定以及职工维权增加了难度。”虽然这已脱离了调解范畴,曾焕生还是毫不犹豫地一口应下。理清情况后,他与人社部门充分沟通,并协调北京外企服福建公司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今年9月底,12位网约车司机终于领到了失业保险金。

9位网约车司机慕名“找上门”

这场成功的调解很快就传开了。不久后,同一家企业的9名网约车司机找到曾焕生。他们的劳动合同也即将期满,希望能由湖里区总工会出面,与企业协商按照同样标准进行赔付。

“如果继续走仲裁调解,从立案到开庭需要近2个月。”有了上回的经验,曾焕生决定送服务上门,走进企业促成双方的沟通。经过他的撮合,这次,不到一周,9名员工就拿到了共计47万余元的补偿款。

“经过这一次,我才真正感受到,工会是我们员工可信赖的‘娘家’。”网约车司机南禄文告诉记者,这个结果远超他的预期。

回忆起维权过程中的一波三折,彭海峰也很感慨:“如果没有工会介入,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了工会干部的帮助和支持,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复杂的平台用工模式之下,不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搞不清如何维权、向谁维权,乃至轻易放弃自己的权益,这就需要工会创新思路,更好地发挥劳动法律监督的职责。”曾焕生说。

据厦门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上半年,厦门以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重点,先后建起多个行业工会联合会和联合工会,共发展会员3.39万人。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探索“工会+仲裁+法院+司法”等维权新模式,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少走弯路。

为了应对维权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撰写维权笔记、记录调解案例成了曾焕生雷打不动的习惯。近几年,他每天都会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劳动争议案例和普法文章,前来咨询的员工也越来越多,通过他及时介入和引导,不少劳动纠纷就这样化解于无形。

“维权20年,见证了很多面孔从愁容满面到喜笑颜开,这就是工会人的成就感。”曾焕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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